在2001年9月初, 我當時察覺到我的憂鬱症狀況已經無法自己可以控制, 嚴重到需要看醫生的程度.
受憂鬱症所苦的我深深地感覺到很虧欠自己的父母, 但比起不珍惜自己生命而去自殺後帶給父母親的痛心程度, 不得不讓他們知道這個事實.
於是我勇敢地向他們坦承我的心理狀況.
之後母親陪同我去看精神科, 醫生根據我的狀況幫我開了抗憂鬱藥.
就這樣子, 我靠著藥物的生活開始了.
好朋友們為了慶祝我的出院幫我舉辦了慶祝會.
但那時的我非常害怕與人接觸或交談, 甚至不敢外出坐地鐵.
可以的話, 我並不想參加, 但這畢竟是朋友的一番好意, 我不好意思拒絕.
於是, 當我每次外出跟朋友們聚餐前, 必須先服用抗憂鬱藥才能出門.
過去, 外出坐地鐵, 與朋友交談等等, 習以為常很普通的事情, 那時我卻無法做到了….
好像從出生後慢慢拼揍起來的拼圖被打亂, 零散到回到一團混亂的最初.
母親一直很擔心我靠著抗憂鬱藥過日子, 希望我趕快停止用藥.
我也不想一直拖下去, 變成沒有藥就活不下去的人, 所以在2001年11月初, 我感覺我的精神狀態有好轉的時候, 下定決心停止吃藥, 並且決定要奮發向上, 再度準備司法特考.
我以為我的憂鬱症已經沒問題, 可以慢慢回到生病之前正常的樣子, 也可以繼續參加準備隔年的考試.
可是, 我太天真了…
一旦被打亂的拼圖, 想要恢復到之前的狀態,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...
在12月初, 焦慮不安的感受又再次襲擊而來, 壓抑的我快粉身碎骨, 因此我又開始服用抽屜裡剩下的抗憂鬱藥, 再次回到依靠藥物而活的日子.
當我在補習班的自習室念書時, 我會突然開始感到不安害怕, 坐立難安, 迫不及待想回家吃藥, 這樣子的情況維持了一兩個禮拜.
當時的我, 已經超過了自己能力的極限.
老實說, 我很想放棄司法特考, 希望過著比較沒有壓力, 跟其他朋友一樣的生活.
但一想到父母這5年來投資在我身上的錢, 自己也犧牲了5年的時間, 大家滿心期待等我當上律師時的榮耀, 我就不敢說我要放棄.
在12月中旬, 阿姨（母親的四姊）來東京,母親, 阿姨,和我三個人在家吃晚餐的時候, 阿姨跟我說:
「太郎君, 我以為你的將來一定有很好的前途. 沒想到你選擇的路這麼辛苦…」
這瞬間, 我忍不住地崩潰大哭跟她們說:
「我已經不行了…, 我太痛苦了…, 不能再繼續了…」
母親跟著我掉眼淚, 一直跟我說:
「如果這樣的話, 不用勉強了, 你就放棄吧…」
雖然我不願意讓她們看到自己這麼脆弱的樣子, 但終於能把一直不敢說的事情講出來.
現在回想, 或許是這契機才讓我毅然決然地放棄司法特考.
父親聽母親說前一個晚上的事, 隔天傍晚約我出來, 我們在涉谷的日本料理店見面.
一邊喝酒一邊聊天, 爸爸問我:
「我聽媽媽說昨天晚上的事, 你還好嗎？」
我就跟他說:
「爸爸, 很對不起. 我不能再繼續了. 如果再繼續的話, 我真的會崩潰.」
父親從來沒有逼過我念書, 不過他也覺得我放棄司法特考很可惜, 於是跟我說:
「離合格只剩最後一步, 我希望你能再努力一年」
我堅決地回答說:
「真的沒辦法…」
後來他也了解我的狀況.
之前爸爸在第一階段考試合格時（1999年）對我說:「現在考過了第一階段, 以後要退出, 一定會捨不得, 那就不是這麼容易」.
果真, 真的很難全身而退
我們那晚討論的結果是我放棄考試, 過年後（2002年1月）要開始找工作.
父親建議我在開始找工作之前去紐約放鬆一下, 吸收新鮮事物激勵自己.
雖然我大學時常去國外旅行, 一個人去紐約也沒什麼問題, 不過我當時的狀況還不是很好, 非常害怕一個人出國.
但我知道如果想把已經被打亂的拼圖拼回之前的樣子, 就不能一直害怕, 應該要面對自己的恐懼, 我才能克服恐懼.
那時候, 我並不曉得父親提出去紐約的建議將會影響到我未來人生的方向...